原標題：設定可食動物白名單 提升執法可操作性

近日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“史上最嚴禁食野生動物”決定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。2月25日，深圳市人大發布了《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（草案）》，按照決定精神，定出可食用動物的范圍，并加大對違法食用、生產經營和飼養野生動物行為的處罰力度。明確究竟什么能吃，實際上提升了全面禁食野生動物的可操作性，具有參考意義。

野生動物其實是個模糊的概念。在我國現行的《野生動物保護法》中，只界定了珍稀、瀕危和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，可以說，絕大多數陸生脊椎野生動物并未列入野生動物保護管理范圍，納入禁食范圍的更是只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。市場上常見的“野味”，并不在保護名錄內，只要有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，就能夠上市交易。

模糊性也導致了管理的混亂。從實際操作上來說，工商部門負責市場監管，但并無專業能力對進入市場的野生動物進行鑒定，更難區分所謂的非法來源和合法來源；公安部門雖有執法權，但對野生動物犯罪打擊力度也不夠。

可以說，界定何為野生動物，是執法中的一大關鍵。除了特定名錄物種外，一律禁食，一律嚴格管理，在執法監管上比較方便易行。制定可食用動物白名單，既能避免一刀切，維護家禽家畜養殖者利益，也明確了禁食范圍，讓管理清晰明確、容易理解。

也要注意到，有觀點認為，此次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是穿山甲。實際上，穿山甲是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，但仍難逃被盜獵的命運。所以，除了立法，更要執法。執法全面從嚴，才能使法律法規起到應有效果，提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權威性。

全面禁食野生動物，根本原因是出于公共安全考慮。病毒挑選野生動物宿主時，并不看它是否受到國家重點保護。任何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的行為，都會增加人和野生動物接觸的可能性，都會增加公共安全風險。這一風險，是野生動物產業不能承受之重。

當然，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，移風易俗，非一日之功。禁食野生動物，是維護人類文明自身的需要，體現的是對生命的尊重，對自然的敬畏，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。（張蓋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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